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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一个人的可园》获第三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

第三届梁斌文学奖 全国文学作品征文大赛

一等奖:《一个人的可园》

 

                                                       蔡宁伟

  发现可园纯属意外,在去沧浪亭的路口,老远就望见左边的一排白墙灰瓦。近了仔细查看,才发现是“可园”,古朴的门风很是让人怀念。顿时就有进去的冲动,无奈园门紧闭,叩几声门,也无人回应。此时此景,猛然想起南宋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于是,只好先行作罢,进沧浪亭游览。

  恰逢三月之末,游客稀稀,反而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沧浪亭着实让人喜爱:不仅园内足够自然风光与人文气质,而且旁边的“苏州美术高等专科学校”旧址更具人文精神。闲来无事,遂同园林的管理员攀谈起来,才得知:可园归在苏州大学之内,外面是进不得的。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和冲动,出了沧浪亭,便直奔苏大正门。原来,这里是苏州大学南校区所在,原是苏州医学院旧址。刚进正门,就看见一尊黑色塑像,便是苏州医学院的创始人、清代最后一位状元、民族实业家张蹇先生。

  我并不知道可园的具体方位,不过大概方向还是记得:先直走,再右拐。穿过几栋不知名的废弃的教学楼或实验室,突然看见“可园”字迹的指示牌。穿过层层隔断,见此处廊回曲折,廊墙上偶尔开出一两个别有风格的小孔,透出丝丝绿意,真别有一番风味。往前走,穿过被葡萄藤缠满的长廊,顿时感到凉爽,两旁的芭蕉也好客地伸出宽长的翠绿的蕉叶。廊道尽头有一株比我年长许多的枫杨,粗壮的树干,残败的树皮。只看树皮肯定觉得这树已经枯萎,可抬头往上看,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据史书记载,可园又名“近山林”、“乐园”,位于苏州城南三元坊,与沧浪亭仅一巷之隔。虽然现存园林面积很小,仅四亩半许,但其园址却历史久远,甚至宋代还是沧浪亭的一部分。《孟子》中有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缨。”唐朝诗人皇甫冉在《途中送权三兄弟》,一作《送权骅》中便有:“淮海风涛起,江关忧思长。同悲鹊绕树,独作雁随阳。山晚云初雪,汀寒月照霜。由来濯缨处,渔父爱沧浪。”五代末年,此处是五代时吴越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别墅一隅,后渐废,南宋名将韩世忠居沧浪亭时,辟其址为宅院,增修扩建。元、明之间并入大云庵。由此可见,其园址与沧浪亭同源,园名也与沧浪亭同源。

  清乾隆年间,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沈德潜重建园林于斯,名曰“近山林”,意在借景沧浪亭。又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意,名曰“乐园”。清代文人沈三白在其所著的《浮生六记》卷首语中就介绍到:“(沧浪亭)隔岸名‘近山林’,为大宪行台宴集之地。”于是,被人误以为“行乐”之乐,乾隆曾谓“行乐不可训也”。乾隆三十二年(1767)乐园建成后,其东面为正谊书院,西面是沈氏宗祠和宅院,三部分实为一体。后道光七年(1827),江苏巡抚梁章矩重加修葺,成为书院园林,易名为“可园”。当时占地约二十余亩,有“挹清堂”、“坐春舻”、“濯缨处”诸胜。

  咸丰、同治年间,可园遭到兵火破坏。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苏布政使黄彭年重修,成立“学古堂”,建“博约楼”,藏书八万卷。临池筑一小亭,取名“浩亭”。园内广种梅花,杂植桃、李、杏等佳果。三十一年,巡抚陆春江停办“学古堂”,改设游学预备科。三十三年,又改“存古学堂”。辛亥革命时期,张默君女士在此创办《大汉报》。1914年,民国政府设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初名“第二图书馆”。于此,园中增植梅树逾百,其“铁骨红”古梅有“江南第一枝”之誉。嘉庆进士朱玉存有园记,逐一释名曰“园之堂,深广可容。堂前池水,清可挹,故颜堂曰‘挹清’。池亩许,蓄鱼,可观兼可种荷。缘涯磊石可憩,左平台临池可钓,右亭作舟形,曰‘坐春舻’,可风可观月,四周廊庑可步,出廊数武,五三楹,冬日可延客,曰‘濯缨处’,盖园外隔溪即沧浪亭,故援儒子之歌可以濯缨也。迤北复有小园,有小池,池上启轩,列碑五六,可考曩迹。余内舍可读书,可居眷属,而园境尽矣。或曰:世之置园者率务侈,曲榭崇楼,奇花美木,不可殚状,而今殊朴略,谓之园,可乎?余曰:可哉,园固以可名也。”

  园门开在南面巷内,就是我在沧浪亭正门看到的,她与沧浪亭共享一湾清流;其粉墙洞门与沧浪亭开敞的河岸一实一虚、一小一大,形成有趣的对比。入得园来,居中一池清水,水岸聚而不分,池岸叠石玲珑。池东有小轩,即“濯缨处”,池北临水建有全园主体建筑,即“挹清堂”,这是一个四面厅式的建筑,又名“学古堂”。堂北山阜透逝,花木扶疏,有的点点蕾星,有的含苞正放。山顶有方亭一座,名为“浩歌”。山脚以西是一幢面宽五间的楼房。曲径回廊之间,水池山石之侧,到处是一派宁静幽深的气氛;不论坐在挹清堂内读圣贤古书,还是登高浩歌亭上望沧浪胜迹,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置身尘世之外的境界。

  环望四周,我猛然发现,偌大可园,真的只有自己一个——没有门票,没有烦扰,更没有其他游客,只剩下一个人的可园。

后记:当然还要感谢著名作家梁斌老先生,斯人已去,思想犹存,精神永在。

梁斌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巨匠和人民作家,生于1914年,1927年13岁时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1933年在北京参加左联,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梁斌同志先后多次担任革命文化团体和党的宣传部门领导职务,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他历任湖北襄阳地委宣传部长兼《襄樊日报》社长,《武汉日报》社长,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和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梁斌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是一部展现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和壮丽诗篇,先后出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此外,他还创作出《播火记》、《烽烟图》、《翻身纪事》等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几千幅书画作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1月20日

恋上一座城

原载《现代商业银行》第十期(青年版)

恋上一座城

蔡宁伟

 

题记:城就像人一样,乍一看,也许千城一面,但如果你呆久了,就会发现她们各自的性格、美妙和内涵。

    认识上海是在三年前,最初的短暂接触让我感受到她的繁华,也许这是一个美丽的开始。而真正来到上海,才体会到她的与众不同。

    我一直认为,城市的性格同本身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上海是江浙风格的代表,同时又融合了海内外的多种元素。起初,我和大多数“闯滩”的人们感觉一样,上海是一个“小气”的地方。记得开学的时候,寝室里两个兄弟被上海同学请去吃饭,从下午5点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我以为这一定是顿饕餮大餐,风卷残云而大快朵颐。另人意外的是,待他们回来,一人带着香蕉,一人拿着面包,一边啃一边大呼:“菜吃完了吃饭,饭吃完了喝酒,酒喝完了饮茶,茶喝完了抿白水,可是还是没有吃饱!”不仅如此,几乎所有上海的快餐都是先收费,这让食客们感觉很不好;上海人总自认为“精明”,你稍微“老实”一点,便有被视为“拎不清”的嫌疑;还有少数上海中年妇女,似乎有些蛮不讲理,加上遇事只打嘴仗而不思解决的做法确实让人鄙夷;我还听说曾有一名上海学生为了怕寝室兄弟看见,竟然躲在狭窄的衣柜里吃香蕉。另外,上海的建筑也让人透不过气来,采光严重不足;道路比较拥堵,有时人走得比车还快;还有挥之不去的绵绵梅雨和冰冷的冬雨,若是哪年侥幸遇到“空梅”,可七八月的火热又让人喘不过气来,挥汗如雨!

    不过,两年多下来,我又逐渐看到了上海的另一半:“小气”的褒义词是“精致”,上海人做事很精致,跟我共事的上海朋友答应的事情绝对保质保量完成;上海交通路口的“纠察”是那么认真负责,把你的生命真当他自己的一样;上海人算得很细,却两不相欠,互相倒也踏实干净;上海的文化很包容,每一种思潮都有落地生根的可能;上海的菜虽然量小,但从杯盘之间无不透出主人的用心;最主要的,上海有一种平等而开放的氛围,给予任何年轻人做事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鼓励你去冒险和创新——这些难得的“软环境”都是近代开埠和改革开放留下的宝贵遗产。

    纵观其他城,也许你会对北京的“爷气”感到不爽,但又被京城的磅礴所吸引;你也许忌惮广州的混乱的治安,但又为羊城深厚的商业文化所陶醉;你也许不能消受杭州七月的酷暑,却流连于西湖四月的春色;你也许沉醉于大连夏天的清凉;却不能面对冬天海风的凛冽;你也许喜欢成都生活的悠闲,但却不能忍受蓉城慵懒的节奏……诚然,每一座城都有她的特色,她并不缺乏美丽,只是我们往往为观念和习惯所困,难有发现美的眼睛。

    现在,我才逐步悟出上海的性格跟她所处的环境很有联系,于是更加依依不舍。江浙多丘陵,一地一方言,农耕文化的精细拓展到生活、工作、习俗等方方面面。上海更加寸土寸金,长期以往,人们把工作上的思维特别是国际化的模式潜移默化地发挥到生活和为人处事中来。“海派文化”是上海的脊梁,但又不为上海独有。纵观全国,香港、澳门、台北、广州、北京、厦门、宁波、青岛、天津、大连等开埠较早的城市都具有比较浓厚的商业氛围,它是除了高楼大厦甚至GDP等“硬件指标”外,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到国富民强的制度保障和文化基础。也因此,“海派文化”更难以构建和考量,而主要来自于民间自发的领悟、积累和传承。在骨子里,它传达着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尊重他人、遵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