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新博弈

文/蔡宁伟

原载《航空画报》

我们欣喜地看到，为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深入合作，二十国集团（G20）便是一个代表。值得关注的是，危机中危险与机遇并存，合作中博弈与较力并重。而“集团”的称谓恰恰说明了国家间的差异和各国利益之间的多元，大国小国的地位一目了然。以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为例，在许多国家政府官员和投资者当中引发激烈讨论。大致分为“南北两大阵营”：以俄罗斯、巴西、印尼和阿根廷等为代表的“南派”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以IMF和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构表示此建议值得充分讨论；而以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北派”发达经济体则认为没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

不过，各国之间对于货币体系改革的博弈，最终归结为各国经济实力的博弈。从历史上看，美国通过布雷顿会议赢得美元的“统治”地位正是建立在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全球“独大”的基础之上。而今，正是由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欧洲复兴，日本崛起，巴、俄、印、中这“金砖四国”（BRICs）的强势经济增长等多元化、多极化的现象，才导致美元的式微。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美国经济底蕴依然强势。2008年， 美国GDP以 143300亿美元独占鳌头，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第二位的日本只有48440亿美元。中国 以42220美元位居第三，仅占美国的29.46%，尚不足1/3。要知道，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以来，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使中国的经济在清朝中叶前一直处于世界的最前列，其经济的相对实力甚至远远超越今天的美国。盛唐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虽几经战乱和政权更迭，即使到清初“康乾盛世”时，GDP总额也能达到世界总量的33%。因此，若想改革成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恢复以往的“元气”，可谓任重道远——同志仍须努力！

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化的进程加深已经不能让中国独善其身。特别需要避免从美国“舶来”的次贷危机通过“无形的手”向国内实体经济的蔓延，杜绝出现因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而引发深层次的“实体危机”。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150多年前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可以导致全社会的生产过剩，可以导致社会萧条，可以导致失业大军激增和社会矛盾加剧。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趋势仍在变本加厉地兴风作浪。也难怪，此次危机也引发了2008年《资本论》的全球持续热销——大家都试图与马克思“再次对话”，寻找解题的妙方。

综合历史沿革、危机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需要循序渐进。从短期来看，由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实力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在短期内，国际社会应推动IMF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同时，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并积极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以逐步建立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但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比如逐步建立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并在长期最终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