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危机浮出水面

蔡宁伟

原载《航空画报》 

尽管两房（Fannie Mae & Freddie Mac）托管、雷曼（Lehman Brothers）破产、花旗银行（Citibank）亏损、通用增长公司（General Growth Properties，GGP）倒闭、电路城（Circuit City）歇业等等一系列冲击都给美国敲响了警钟，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强健。当然，美元的地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美国一国之力，而是一个长期的、综合的兼有“历史必然”之“优胜劣汰”的选择结果。同时，美元的地位不止是美国国力的代表，不仅是美国全球利益的集中体现，更是美国救市的“法宝”。

因此，今年3月，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白宫（White House）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特别重申对美元强势抱有信心，称当前美元特别坚挺。他认为，全球投资者仍将美元视作安全的投资对象，并且认为美国经济相对稳定。不仅如此，在前不久闭幕的伦敦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他还对中国呼吁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最终取代美元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没必要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对此看得非常透彻。3月2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周小川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其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有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高层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最严厉的批评。周小川还开出了药方，即“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同时建议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要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事实上，小川行长对在特别提款权（SDR）基础上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的倡议，与“国家干预”的“鼻祖”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当年的意见如出一辙，是当前建立一个具有较高可信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最佳选择。早在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曾提出建立国际清算联盟并创建一种独立于一国主权货币之外的新货币（Bancor），为全球提供流动性。但是，1944年7月的布雷顿会议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IMF）时并没有采纳凯恩斯的建议，而采纳了时任美国财长怀特（White）的计划，建立了“美元盯住黄金，各国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而美元成为了主要国际储备货币。70年代，在“史密斯协议”（Smithsonian Institute Agreement）和“牙买加协议”（Jamica Agreement）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并逐步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化国际储备和浮动汇率体系。虽然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使美国享受了巨大的铸币税利益，但同时面临难以通过货币贬值来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窘境。

因此，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有必要做以下两方面调整：一方面，IMF应扩大SDR的货币种类，除现有SDR的四种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外，还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4月9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等五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就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创举；另一方面，IMF应当大量发行并向成员国分配扩容后的SDR，使其成为国际收支结算货币以及各成员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基础。各国可通过向IMF组织借贷SDR来为其暂时的国际收支失衡提供结算，顺差国通过IMF将SDR借给逆差国，利率由供求关系决定或参照SDR构成国的同期限平均利率水平，IMF可以定期对SDR总量做出调整以维持适量的全球流动性，保证新国际货币体系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