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好好管管了

——监管危机一览无余

文/蔡宁伟

原载《航空画报》

当前，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不少金融机构水深火热，一些金融“大佬们”如坐针毡，这是以美国长期推行掠夺性和冒险性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雷曼兄弟就是一个典型。但实际上，美国的金融危机隐藏了很多对美国有利的东西。例如，美国民间的实际固定资产更殷实了。毕竟，还不上贷款的人只是一部分，破产的多数相对冒进的投机者，作为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并未受到很大冲击。因此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于美国的实际资产，特别是中产阶级持有的优质资产反而可能增多。不容忽略的是，危机之前是一度的繁荣，歌舞升平，很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景象。但是，这次危机还暴露出监管不足的问题。客观地讲，监管不足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监管客体的“变幻莫测”——用这个成语更能让人浮想联翩，主要原因来自于以下两方面。一是“过度金融创新”。创新到传说中的“十全十美”——但那只是“海市蜃楼”。还有的金融机构，甚至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相同的一个评级并不高的原始产品经历了几度变造，最后竟然脱胎换骨到“美轮美奂”。但那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随后的股价暴跌变足以澄清。套用中国一句老话：“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作为地基的房贷受到动摇，再华丽的资产池都将干涸，再美好的衍生产品都将枯萎，再强大的现金流创造都将枯竭。二是“混业经营加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美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业并购浪潮，使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实现了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一时间，风生水起、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其次，是监管主体的“不作为”，即某种程度上的“监管不得力”，主要体现为不及时、不深入、不超前。不及时是指金融监管的制度晚于金融产品的创新，甚至在产品成型后先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形成适当的管控方案；不深入是指对某些复杂的、具有交叉性质的金融衍生产品研究不透彻，缺乏合适的监管人员和适度的监管机制；不超前是指对于金融创新产品缺乏长期的监管规划，听之任之，甚至到了“被动监管”的地步。在“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使本应严格的监管也趋于“自由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今的尴尬俨然已是一种因果的轮回。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看，“伟大的危机孕育伟大的变革”。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孕育了宏观调控；70年代赫斯特（Herstatt）银行倒闭催生了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与后来的巴塞尔协议（Basel Ⅰ&Ⅱ）；90年代的巴林银行（Barings）破产，促使了英国监管机构的改革，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rhority，FSA）因此成立。所以，尽管G20峰会通过了诸如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加大对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的监管范围，打击避税天堂，敦促各国改进会计准则，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监管等一系列决议，但评级考量这次危机的最终成果还不能完全确定。毕竟，此次危机是否已经见底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其“衍生”的监管成果也还没有“拨云见日”，更没有到碧空如洗的“万里无云”。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变形金刚的人心与人性

——兼与韩皓月先生商榷

蔡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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